财富焦虑究竟谁之过？

工作忙了，收入高了，理财渠道多了，但广大百姓入不敷出却越来越严重了，为买房子忧愁，为看病痛苦，为上学煎熬……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底气不足。财富焦虑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人们开始越来越焦虑自己的财富到底够不够抗风险。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巨变举世瞩目，这场巨变最显著的特征便是财富的迅速累积。国家层面，从解决温饱到建设小康；社会层面，物资丰富选择更多；个人层面，与往日对比，应该很少有人会觉得情况变糟了。但为什么大家还在为财富焦虑呢？甚至，这种焦虑在加剧，并伴随着更强烈的不幸福感。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而在转型期，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原先的社会保障“安全网”被打破了，新的“安全网”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教育、医疗、养老的市场化改革在为人们增加选择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不确定性。一旦人们对未来生活少了底气，就会认为有了“钱”才有“前”(途)，对“财富”的渴望和崇拜就与日俱增。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中国现阶段，既要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新型风险，如局部战争、恐怖主义、金融震荡、文化冲突、粮食危机、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还要面对传统类型的风险，如各种传染病、自然灾害等。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要面对诸如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等社会风险。而正处于加速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各项政策、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使人们对于未来缺乏稳定预期；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迭加，加剧中国社会结构的失衡；转型期社会信仰的缺失、道德危机，新的规则体系尚未确立；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风险共生，使焦虑呈几何级数增加。而这种全面性的焦虑环境和氛围更加助涨了财富焦虑。

归根到底，产生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它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缓解社会焦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改变失衡现象。从根本上讲，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增强公众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是消减财富焦虑的根本举措。扩大了就业，就意味着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有了缓解焦虑情绪的基础性前提；促进了公平，使得一切社会活动都能在规则下运行，不再是“拼家世”、“拼关系”、“拼资源”，而是靠能力、水平，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小很多；完善了社会保障，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降低了，后顾之忧减少了，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也就不再“惶惶不安”了。

人们对社会竞争加剧、财富差距拉大的不安和焦虑并不矫情，只要我们工作做到位了，安全感就不会再是“奢侈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