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行为 正确的经济学

因为这段时间在美国访问，所以这一届诺贝尔奖装熟大会,我原本计划不参加了，从人人都喜欢说的文学奖开始就懒得说，只打酱油参加了国庆朋友圈摄影大赛。。不过经济学奖既然如此，还是聊一下嘛。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泰勒 (Richard H Thaler)，获奖理由是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奖金为900万瑞士法郎，算下来技术700多万吧，京沪内环买房困难。

2014钱归钱，学术归学术。泰勒获奖其实非常符合人心，早几年行为经济学领域的朋友聊天中就觉得他有可能，而2013年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席勒就以在资产定价实证分析领域有重要贡献获得获奖。

经济学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反思其实仍旧在进行之中，问题主要存在于宏观经济学领域，而个人认为行为经济学恰恰经济学未来最有革新意义的领域，二者的结合值得期待。

问题来了，如何假装和新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很熟?

我已经准备好文章了，读完之后不过瘾，文末有彩蛋，阅读原文可以看到链接——只能帮到这里了。

理查德·泰勒 芝加哥大学多年，刚刚拜访过芝加哥大学贝克与弗里德曼经济学研究中心(The Gary Becker Milton Friedma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这里是已经是诺奖得主最多的学校之一，经济学更是世界前列。发张图片感受一下。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变得主流?”当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到访中国时候，一位知名媒体人曾经如此问他。他无奈地笑了笑说，“直到我获奖为止”。作为耶鲁大学著名教授与畅销书作家，席勒以“动物精神”、“非理性繁荣”等概念为读者熟悉，其成就之一就是在传统金融领域引入行为经济学概念。而他所谓的“获奖”，其实也就是最近两三年的事，他在2013年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金融学是受行为经济学影响最大领域，以席勒的成就，尚且在主流经济学如此被孤立，可想而知，整个行为经济学在学界状况如何。某种意义而言，选择行为经济学的学者都有点离经叛道，因为这是一条走的人很少的路，但在这条路上做出成就的人，往往也富有主流经济学不常见的智慧。理查德·泰勒也是其中一员，属于在行为经济学领域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就曾评价“泰勒最大的优点或者说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很懒。”泰勒新著《错误的行为》不仅可以看做他个人对于行为经济学求索之路，也可以看做行为经济学如何开枝散叶变得主流的过程，正如他所言，五十岁以下经济学家都会谈及行为经济学。

他从1995年起任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他青年时候就赶上行为经济学发轫阶段，得到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人指导，也是是丹尼尔o卡尼曼论文合作者，罗伯特o席勒也曾引用过他的研究。他的研究聚焦于心理账户、自我控制、公平与金融等。

泰勒对于经济人认知的颠覆与他刚当老师时候一次经历有关。他当时教微观经济学这门课，学生对他很不满意，理由是其中考试成绩很低。因为他期待考试对学生考察可以有差异性，分为不同等级，这也意味着他的考卷对于大家来说有点过难，最终他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差异性足够大，然而总分为100 分的考试，全班的平均分却只有72 。他之所以最初这样设计，也是因为最终的考试成绩是以A、B、C、D划分的，考试分数其实不影响大家等级，但是学生对于72的平均分很愤怒。

作为年轻老师，惹得学生不高兴不是件好事，泰勒希望保住饭碗，于是他做了弥补，他把考试总分从100 分提高至137 分。如此一来，如果学生答对其中70% 问题，但平均分却能达到96 分，其实考试难度比上一次略难。但是结果出来后皆大欢喜，虽然学生们知道满分是137，但是137不容易与百分直接这算，看到自己分数接近或超过100 分，大家欣喜若狂，而不会思考自己在百分制下的成绩。

学生们看起来很愚蠢，但经济学家们也没好多少。他去芝加哥大学求职时候，面试完经济学们同仁们送他出来，结果在停车场看到地上有20美元，他毫不犹豫捡起来，结果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是一场故意的测试。这个场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很反讽：按照芝加哥学派的名言，如果地上有钞票经济学家也不会捡，因为如果是真的，别人一定早就捡起来了而等不到你来捡。这个小插曲看起来最终没有影响泰特在芝加哥大学求职。

行为经济学的一连串研究对象，很多时候看起来像人类蠢事傻事集合大全，让人大跌眼镜之余，其实也让人重新思考这些看似“错误”的行为背后认知。这些认知有什么帮助呢?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展开。

首先，就人性与经济学的判断而言，人并不具有经济学理想中的理性，至少生活中大部分情况不是，在做关键决策时候也并不是，换而言之，人的理性具有有限性，人天生具有非理性倾向，甚至理性往往是感性的随从，即人是理性动物。这并不是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全然颠覆，而是拓展经济学对于人性的认知，经济人的模型不用被抛弃，但是大家应该认识到其有限性。

其次，上述这点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会改变很多既定思维，不仅是个人生活之中，在管理学以及公共政策中也有很多帮助。行为经济学影响最大领域是金融学，原因就在于金融市场数据的丰富和完善可以迅速检验，对比之下，宏观经济学因为很难检验，所以对于行为经济学接纳有限，而泰勒就最期待行为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即使行为经济学目前在宏观经济学影响有限，但是还是可以在宏观政策方面给出给帮助，毕竟经济学家是对公共政策影响最大的学科。很多时候公共政策不仅要有好的动机，有经济学的传统考虑，也应该考虑行为经济学角度的意见。

比如泰勒时常提到一个案例，即教师在开学前领到奖金比学期结束领到奖金，对于学生的帮助更大，泰勒以往和政届人物合作的助推很多思路也与此有关，他曾经与白宫人士卡斯·桑斯坦合作过一本《助推》，建议政府应该用“助推”的手段帮助民众做出最佳决策。

最后，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当下，我们可以对非理性行为以及行为经济学有着更多思考。正如外界所持续鼓噪的那样，这是人工智能时代，人的非理性其实有了更多价值。人类进化到今天，绝不仅仅是理性的结果，也是非理性的结果，这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往往源自数百万年前的进化遗迹。某种意义上，非理性和理性一起塑造了人类，帮助人类的进化，这其实就是人类智能的突出之处。

对比之下，人工智能的进步往往体现在确定规则之下的博弈，比如战胜围棋高手李世石的阿尔法狗之类，那么未来来看，人类优势可能是在不确定情况之下的博弈，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的动物性其实是在保护人类。更进一步，越是计算的时代，那么对于各种非理性行为以及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就更值得挖掘，在一个人脑遭遇机器超越的时代，这或许会成为科技飞跃与人类自救的最后一张船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