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地方官调任中央凸显用人导向

今年从地方赴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官员并非杨晓超一人。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2015年1—8月，包括杨晓超在内，已经有7人从地方履新中央有关部门并担任要职。

这样的人事调整从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后就已经开始。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后进京到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地方官员有44人，其中，一部分是副部级平调，一部分是晋升，即从正厅级晋升副部级或从副部级晋升正部级。

可以看到，在大力加强党风党纪整治，肃清党内毒瘤的同时，党和国家并没有放松对现有官员以及后备人才的培养。部分资历尚浅，阅历尚少的官员在地方任职，既是对他们的一种培养，也是对他们执政能力和工作态度的一种考核。在一定的时间后再对其进行政绩考核，将其中的佼佼者调任中央，作为组织重要的干部和后备人才。充分体现了组织对于有能力、有素养的官员的重用之意，为重要职位的人才选定灌输了新的血液。

另外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进京官员职务调整时的年龄，集中在52～60岁，这是多数省部级官员所处的年龄段，有31人的年龄超过了55岁，多是典型的“50后”。

之所以有这样的年龄分布是因为年龄与阅历、经验密不可分，太过年轻的干部一般说来没有这些经历过地方锻炼的官员来的沉稳，眼界和工作能力都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将这些阅历丰富，经验深厚的干部调任中央符合人才的成长规律，经过锻炼的他们显然更能把握较为宏观、全局的工作，也比较能胜任中央层面的岗位。

除了年龄外，这些进京官员的学历也是一大看点。统计显示，博士15人，硕士24人，本科4人，大专1人，其中拥有博士学历的占了1/3多。

可以看出，拥有较高学历的干部更能得到组织重用。一般来说，“学术型”官员具有比较良好的理论和人文素养，充分的知识沉淀和常年院校的培养让他们更具有责任意识和为人民服务的自觉。而通过地方培养，让他们将理论与现实有了更好的结合，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样在理论、实践方面都高度成熟干部无疑是国家和人民需要的重要人才。

综上所述，十八大以后对于中央干部的培养、任用更加规范化，更加符合干部的成长规律，大量具有地方任职经验的“学术型”人才得到了组织的重用。这些经受组织考验，符合国家发展和党的任用要求的干部必将负起重担，在更为重要的岗位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加大对此类干部的培养无疑也是组织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良好体现。(文/陈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