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有奖举报缘何遭遇尴尬

　　公众举报本是一件既可以弥补环保部门监管力量不足，又可以解除身边环境隐患的好事，那为何安徽实施有奖举报之后，没有出现举报骤增、举报人大量获奖的情况？其实归根结底，一是存有“民不与官斗”“官商互相包庇”想法的公众太多，只要不是威胁自身安危和财产安全的事情，都会选择睁只眼闭只眼；二是举报者遭遇报复的事情频频发生，实名举报无异于给被举报者留下报复的信息，让举报者没有安全感；三是即使公众进行了实名举报，但是大多数问题却还是迟迟得不到解决，让举报者心生不满，所以安徽有奖举报遭遇尴尬也算是预料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举报环境的险恶和相关部门处理问题的不作为，那如何用有奖举报调动广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笔者认为，第一要创新举报机制，让公众在举报环境违法过程中有安全感，第二要加强相关部门受理举报的监管，让公众举报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调查和解决。

　　其实我们并不缺乏保护举报人的相关法律法规，从《宪法》《刑法》到《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都有保护举报人的相关条款，但是有关规定或抽象或分散或凌乱，没有具体的规定，如此，2013年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周光权才建议制定专门的《举报人保护法》，给举报人更有力的保护。

　　《举报人保护法》的制订需要一个过程，当前，各地各部门的首要任务是创新机制，探索举报人保护的方法，给举报人安全感。现在一些地方的经验值得借鉴，如在浙江绍兴，为鼓励公众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环境监察人员可与举报人单线联系，领奖地点、过程也可以由举报人说了算；如在山东临沂，匿名举报人可编写一组六位数的密码并告知受理部门，以便领取奖金时核对。密码不仅可防止奖金的冒领和错领，还保护了举报人的权益。在加强相关部门的监管中，可以让纪检部门参与举报受理全过程，防止相关部门的不作为，禁止相关部门向被举报者泄露举报者信息。

　　只有制定更切实际的激励保护机制和监管方法，创新举报方式，才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公众参与监督环境违法行为的信心，达到制定政策的效果。（文/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