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遏制“农村人口空心化”趋势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众说周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力不断“外流”，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留下了大量的“386199”部队,很多村庄出现了“人走村空”现象，并由“人口空心化”逐渐演化为文化、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整体“空心化”。我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2012年，全省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2414.6万人，其中，省内输出1291.9万人，省外输出1117.3万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省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是比较严重的，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一、农村“人口空心化”引发粮食安全隐忧。由于我国“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的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我国持续了2000年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已经全面崩溃，其结果是给国家粮食安全埋下隐忧。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产粮大省，长期为我国粮食的自给自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特别是青壮劳力外出，农田耕作缺乏劳力，我省的粮食产量的增长长期来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二、农村“人口空心化”致乡土文化被边缘化。在交通体系改善、人员互动增多和信息网络覆盖面扩大等因素影响下，外部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加快，乡土文化趋于边缘化，家庭意识趋于淡化，恋土情节趋于弱化，延续几千年的乡土文化有逐渐消失的危险。一方面，在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作用下，外部文化对农村的影响越来越大，乡土文化被人们下意识地视为可以遗弃的对象；同时，乡村文化精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出走，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越来越弱、群体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缺少相应的规划和措施，导致传承与保护乡土文化缺乏有效载体。

　　三、农村“人口空心化”加大社会保障压力。社会保障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留守在农村的“386199”部队，由于这些人本身缺乏很强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导致其巨大社会保障压力必将落到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及其户籍所在地政府身上。另一方面，由于劳务输入地如长三角、珠三角在享受农民工带来的人口红利的同时采取差别化待遇政策不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导致他们难以在城市定居而过早地退出发达地区劳动力供给市场，退回户籍所在地。农村民工回流潮的出现势必加大像我省这样的劳务输出大省的社会保障压力。

　　四、农村“人口空心化”浪费社会资源。在我省农村，村民居住分散凌乱，村落分布面积过大，村庄外延拉得过长，再加上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的出现，出现了一些多年无人使用的宅基地。宅基地私有观念在多数农民心中根深蒂固，他们建新不交旧，导致许多村庄出现无处建房现象，土地管理部门被迫在有限的耕地指标中切出一部分来解决缺房户的建房问题。大量闲置房、危房、空闲宅基地等的存在增加了基础设施统一建设的难度，也延缓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导致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空心化”并存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带来的社会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农村“空心化”现象还可能进一步带来深层次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分流农村人口，加速城镇化健身，促进城乡一体化都有巨大作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是一个必然，也是我国城镇化道路上要必然面临的“阵痛”，我们要解决“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及其它所引发的各种问题，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就有其必然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应。（文/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