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

　　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提出：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发展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

　　是否应该延长退休年龄？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工作人员均表示支持延迟退休，认为可以继续在其工作岗位上发挥潜能；但诸多体力工作者表示反对，有超过90%的受调查者反对延迟退休呈现一边倒的趋势。其实延迟退休各有利弊，好处在于可缓解我国日益庞大的养老金压力，更大程度发挥人口红利；坏处比如挤占年轻人的生存空间加大成社会就业压力，同时扩大分配不均。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未曾消停过，而退休年龄如何确定，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道难题。

　　首先，我们要充分了解为什么要延迟退休。一是我国现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危机，政府养老负担日益增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初期的50岁提高到现在72岁，中国科学院发表报告《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指出，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可以达到85岁，这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如果退休年龄还是按照50年代的设定，那就意味着要多支付22年甚至35年的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可想而知，养老金的支付压力有多大，国家财政负担有多重？因此，退休年龄不应该是一个绝对的、简单的数字，而应与平均预期寿命挂钩，且密不可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养老金标准也越来越高。自2004年以来，我国连续6年提高了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标准，今后还应继续提高，因此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不是因为社保基金不够才延迟退休年龄，而是延迟退休的确对充实养老基金有好处，基金充实了，将获得更多的养老金，受益者还是参保人。二是国家老龄化加速，供养比例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在2001年就已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加速还伴随着两个人口学意义上的变化。首先，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不是过高，而是太低，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人口负增长。在人口总量减少的过程中，而退休的人数却在不断增多，这将导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不断老化。另外，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正步入退休年龄，使退休人口比重剧增，加重劳动人口供养退休人口的负担，供养比例进一步恶化。中国现在适龄劳动人群与老龄人群的比例为13∶1，到2050年，其比例可能达到2∶1，即2个劳动者供养1个老人，压力何等之重！那时，就不再是就业压力的问题，而是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国家将无力负担养老金计划，养老金支出将大幅减少。三是有利于让那些身体健康、学历高、经验丰富的60多岁人继续发挥余热。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工作年龄越短。如果过早地让他们退休，他们觉得报效国家的时间太短，这对于他们本人，对于国家，都是一种遗憾，一种人才浪费。特别是在一些强调经验、技术等重要的岗位，如教授、医生、科研等，如果他们身体足够好，让他们继续发挥余热，多多指导年轻人，传授经验，使年轻人早点担起祖国重任。

　　其次，正确看待“延迟退休”，必须纠正以下三个误区。一是“延迟退休”并不意味着抢年轻人“饭碗”。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城镇居民退休后再就业率高达33%，离退休人员返聘现象大量存在。再加上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千差万别，年轻人的岗位与老年人的岗位类型、性质不同，他们之间的岗位冲突不大。如保险、外企、销售、计算机编程等工作不可能让体力与精力都赶不上的老同志做；而在一些强调经验、技术等重要的岗位，也不可能让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做。因此，老年人就业和年轻人就业并不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退休年龄是否推迟，与就业压力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二是“延迟退休”并不等于少拿退休金。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年龄密切挂钩，延迟退休将会获得更多养老金。随着经济的发展，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年龄密切挂钩的计发办法是十分科学的，进一步完善了养老保险制度，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延迟退休”并非“一刀切”，而是采取退休年龄“柔性延长”的方法。在普遍推迟退休年龄不能得到完全赞同的情况下，采取退休年龄“柔性延长”的方法，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这种不搞“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但需切实考虑实施的时机。从调查结果知，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有较大的一部分人反对，说明时机尚不成熟，政府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在政府层面，要切实考虑实施延迟退休的时机，同时做好相关的引导和安抚工作，一切以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为准则。使普通民众能够正确认识这一项新生政策的优越性，能够从大局出发，在减轻政府负担、减少社会压力等方面多做贡献。（文/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