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川：不给“官商勾结”留“腐败的机会”

李山川：不给“官商勾结”留“腐败的机会”

原南京市长季建业落马已有一个月，某接近中纪委调查组的人士透露，调查范围不断扩大，主要指向季在任时的工程项目。除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外，今年7月，香港地产商人周达伟也被有关部门带走。苏州房地产女老总高琪亦牵涉其中，有传言其逃往国外，但公司并不知其去向。他们都是曾承揽重要政府工程的“红顶商人”。（《新京报 》，11月21日）

朱天晓等三人一路“追随”季建业升迁轨迹，项目从扬州做到南京，承揽的政府项目都有季建业参与和操纵的痕迹。这些地产商与主政者构成“共荣”关系，其中有着不可告人的“利益输送”，“官商勾结”沆瀣一气，着实令人发指。

在中国古代的著名富豪中，从吕不韦、白圭、陶朱公到沈万山，再到“中国最后一位红顶商人”胡雪岩，完成了中国式“官商勾结”基因颤变。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把“为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奉为“圣经”，中国巨富无不是沿着“官商勾结”之路辉煌腾达的。

公共权力与市场的完美媾和，既可以帮助商人取得“特许状”，也可以与商人行会共同作为垄断权的“受领人”；既能左右行政权力，又能把权力变成“生财之道”。人们讥讽“官商勾结”，痛恨官商“痼疾”，但永远搞不清“官员们”究竟掌管了哪些公共权力？控制了哪些公共资源？袋子里装有多少公共服务项目？因此，商人的“光环”永远环绕权力，官员操控下的市场就有可能被彻底“异化”。

“官商勾结”之所以能够建立，主要原因是官员不能廉洁自律，在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进攻下自觉不自觉地被“腐蚀”。同时行政审批权不公开，给暗箱操作和官商勾结提供了可以产生的“土壤”。腐败滋生的原因都是大同小异,从根本上讲,都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事实上,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从立项审批、规划管理、土地出让、招标投标,到最后的竣工验收,工程建设的每一个环节腐败行为都有可乘之机。而土地出让、规划管理、招标投标这三个环节违法违纪案件尤其集中。

从上海的“楼倒倒”到成都的“楼歪歪”,到武汉的“楼高高”,到哈尔滨的“楼停停”,到连云港的“楼超超”,再到浙江的“楼薄薄”,人们纳闷,重重监管之下,怎么会出现这些奇观?的确，官商勾结,利益共生,在大拆大建中谋取私利早已成为一些官员们的“拿手好戏”，“官商勾结”一旦形成，便会在经济肌体上留下大小不一的“蛀洞”。“铁拳”是否真的难治“官商勾结”？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和公众修炼出更高层级的识别腐败的功力，剥开层层伪装，让贪腐者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不给“官商勾结”留出任何一个“腐败的机会”。

（文/李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