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的发展史是什么 沙陀的族源是什么？

后唐(923年-936年)是五代十国时期由沙陀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定都洛京(今河南洛阳)，传二世四帝，历时一十四年。

后唐是五代十国时期统治疆域最广的朝代。"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时梁晋吴蜀四分天下，后唐以一灭二，天下四分已得三分"。

891年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封晋王，建立前晋，从此割据河东。 907年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晋国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期间晋国视梁朝为闰朝，仍奉唐朝正朔。 909年李克用去世，子李存勖即晋王位。 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改元同光，沿用"唐"国号，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 同年底李存勖灭后梁，定都洛京;926年灭前蜀王衍;928年南平高从诲内附;930年南楚马希声内附;936年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借辽兵攻入洛阳，称帝建立后晋，后唐灭亡。 937年，李昪在江南建立南唐，延续大唐正统，南唐也是十国当中版图最大的王朝。

后唐疆域广阔，主要控制着中国北方地区，东接海滨，西括陇右、川蜀，北带长城，南越江汉;925年至933年，南方诸国除南吴、南汉外皆奉后唐正朔;930年，后唐控制国土到达极盛;有今豫、鲁、晋、冀、湘、渝诸省，陕、川、鄂之大部，宁、甘、黔各一部分，以及苏、皖淮北等地。

五代十国，天下分崩，中原五朝更迭。历来皆以中原梁、唐、晋、汉、周为正统一脉相承。然五代末及宋初，皆视后梁为闰，究其原因，是因后唐以中兴唐祚为号召，用唐天佑年号，复唐立国，且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皆出自河东集团。

中和三年(883年)沙陀族将领李克用因收复京师长安有功被封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大顺二年(891年)，受封晋王，建立晋国。 由于朱全忠曾有意暗杀李克用，但被李克用侥幸脱身，所以李克用与朱全忠誓不两立。 天佑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李克用仍用唐天佑年号，晋国成为后梁北方最大的威胁。 天佑五年(908年)李克用死后，子李存勖即晋王位。

天佑七年(910年)朱温企图彻底消灭义武军和成德军，派大军进赵地。成德节度使赵王王镕无法抵御后梁的进攻，向晋国求救。 同时义武节度使北平王王处直也遣使表示愿意归附晋国。李存勖把握时机，派大军救赵，与梁军大战于柏乡，大败梁军。柏乡之战后，义武军和成德军都归附于晋国，使得晋国的势力逐渐强大。

天佑八年(911年)卢龙节度使燕王刘守光称帝，改元应天，国号"燕"，史称"桀燕"。 李存勖以平叛为名，大举进攻燕国。天佑十年(913年)晋国灭亡燕国，杀刘守光于太原。 经过此战，河北之地大都归属于晋，为晋南下灭后梁奠定了基础。

天佑十二年(915年)天雄节度使邺王杨师厚去世，梁末帝企图分魏博为两镇，魏博军乱，相继以州县归降晋国。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后，魏博诸州为晋国所有。自此，河朔三镇全部都归入晋国的统治之下，使得梁晋形势发生逆转，晋国由弱势一方变为强势一方。天佑十五年(918年)晋王李存勖率军攻梁，在今河南胡柳陂一带与梁军大战，晋军先败后胜，但也伤亡惨重，无力再攻汴州。

天佑十八年(921年)赵国发生内乱，赵王王镕为其养子张文礼所杀，李存勖派大军讨伐，张文礼病死。 天佑十九年(922年)李存审攻陷镇州，杀张文礼之子张处瑾，自此赵地彻底为前晋所有。

天佑二十年(923年)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改元同光，沿用"唐"为国号，又追赠父祖三代为皇帝，与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并列为七庙，以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史家称之为后唐。

同光元年(923年)十月初二，李存勖亲率大军由杨刘渡河，初三，进至郓州，以部将李嗣源为前锋。当夜越过汶水，次日晨与梁将王彦章相遇，一战而胜，并克中都(今山东汶上)，擒王彦章。他又采纳李嗣源关于兵贵神速、急趋汴州的建议，命其率前军当夜出发，自率主力继后。初七，进至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梁将不战而降，朱友贞见援兵无望而自杀。初九，唐军至汴州，王瓒开门出降。十二日，段凝率军五万到封丘(今属河南)请降，后梁灭亡。

李存勖入汴州后，贬郑珏为莱州司户参军，萧顷登州司户参军;杀李振、赵岩、张汉杰、朱珪，灭其族。

李存勖与伶人同台演出，并起艺名"李天下";因喜好演戏，而对伶人特别宠信，以致出现了伶人干政的古代少有的现象。唐末宦官大批被杀，侥幸逃生的宦官多藏匿民间。李存勖登基后，宦官势力死灰复燃。李存勖身边的宦官多达近千人。且以宦官为监军，牵制军中将领。李存勖听信伶人和宦官的谗言，疏忌宿将，弄得人人自危。大将李嗣源可谓忠心耿耿，也遭到猜忌。

租庸使孔谦横征暴敛，百姓怨声载道，李存勖反而认为孔谦理财有功，赐"丰财赡国功臣"称号。 李存勖听信宦官之言，设立内府和外府;导致外府常虚竭无馀而内府山积。 当时政制混乱，政出多门。皇太后诰命，皇后教令，与庄宗的制敕交行于地方，地方官府都照办不误。

同光二年(925年)南汉国主刘龑听说李存勖灭梁，心生恐惧，派使者进贡，并窥探虚实。使者何词返汉后，向刘龑汇报说:李存勖"骄淫无政，不足畏也"。

同光三年(926年)九月，庄宗命魏王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领兵六万，自凤翔走大散关入蜀;另以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率荆南军攻取夔州、忠州、万州等地。

同光三年(926年)十月，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深攻克威武城;蜀将王承捷以凤、兴、文、扶四州降唐。唐军长驱直入，李继岌兵临兴州，蜀将宋光葆以梓、绵、剑、龙、普五州降唐;而后蜀国武定节度使王承肇、山南节度使王宗威、阶州刺史王承岳分别献城投降;只有蜀国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打算出秦州攻打唐军，至茂州，兵马仅剩两千，安重霸见大势已去，以秦、陇二州降唐。高季兴乘势率水军逆流而上，攻打施州。蜀国峡路招讨使张武用铁锁断绝长江航路，大败荆南军，高季兴乘轻舟逃走。不久，张武闻北路失败，便以夔、忠、万三州降唐。十一月，唐军昼夜兼行，至利州，王宗弼闻风弃城西逃。李继岌率大军向剑州、绵州、汉州推进。蜀国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合、渝、泸、昌五州降唐。李绍琛到达绵州时，绵江浮桥已被蜀兵破坏。为速取蜀国，李绍琛乘蜀兵溃败之机，率大军骑马渡江，入鹿头关，攻克汉州，直逼成都。

同光三年(92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继岌率大军到达成都，翌日，蜀主王衍出降，前蜀灭亡。

清泰二年(935年)末帝派遣武宁节度使张敬达领兵驻屯在代州，牵制并监视石敬瑭。 清泰三年(936年)末帝又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企图以此消弱石敬瑭兵权。石敬瑭拒绝调任。于是，石敬瑭叛变，同时石敬瑭还上表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应立即将皇位让给许王。末帝大怒，撕毁奏表，削其官爵。

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末帝任命建雄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都招讨使，杨光远为副使，率大军讨伐石敬瑭。 唐军包围了太原，筑长围以围困晋阳。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表示愿意割地称臣。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亲率五万兵马增援石敬瑭，唐军与辽晋联军大战于团柏谷，唐军大败，死伤万余人。随后，石敬瑭与契丹军得以顺利南下进逼京师洛阳。途中先锋指挥使安审信、振武守将安重荣、彰圣指挥使张万迪等将纷纷归降石敬瑭，后唐统治岌岌可危，处于即将全面崩溃的前夕。

清泰三年(93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末帝见大势已去，带传国玉玺与曹太后、刘皇后以及太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遂亡。

沙陀的族源

《册府元龟》(以下简称《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云：

沙陀突厥，本西突厥之别种也。

《新唐书》(以下简称《新书》)卷二一八《沙陀传》云：

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

《新五代史》(以下简称《新史》)卷四《唐庄宗纪》云：

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

上述诸书，都指出沙陀出于西突厥，尤其是《新书》，明确指出其出自“西突厥别部处月种”。韩国磐先生则认为：“沙陀源出于突厥别部，或即同罗、仆固之后。” [1]陶懋炳先生说得很肯定：“沙陀族源出于突厥别部，属同罗、仆骨部。突厥为唐击破，又转属薛延陀。七世纪中，唐太宗灭薛延陀，‘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因当地有沙碛，故称沙陀。” [2] 徐庭云先生则进一步发挥，认为史籍中记载的“沙陀的重要族源是西突厥，这无疑是正确的;与此同时，这些记载显然将沙陀复杂的族源问题简单化了，即以沙陀与西突厥的关系而论，也不是一句简单的‘西突厥别部处月种’所能概括的。‘沙陀’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根据现有的资料，其族源起码还应包括突厥、回纥、粟特3个主要的民族成分， 每一民族之中，又包括若干部落。”

并且说：“自然，这些远远不足以概括沙陀人的族属， 例如：沙陀人中还可能有鞑靼的成分，以至到了元代，一些汪古人自称是沙陀人的后裔。” [3] 这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沙陀的族源。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确“族源”一词的概念。

对于 “族源”一词如何解释?笔者查阅了许多工具书，没能找到现成的答案，或许是因为这一词汇过于普通或明了的缘故吧，这些工具书都不予收录。不过，对于“源” 字，诸书倒均有解释。以颇具权威的《辞源》的解释为例：“源，水流起头的地方。” [4]《汉语大字典》除上述解释外，又补上一条：“来源、根源。” [5] 据此，笔者以为，“族源”， 也就是一个民族起头的那个氏族或部落。沙陀的族源，也就是沙陀族起头的氏族和部落。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那么，第一，粟特人不是沙陀的族源。

徐文认为：“早在沙陀人进入中原地区之前， 突厥地区的粟特人便与突厥人融合，开始了所谓粟特人突厥化的过程。作为西突厥别部的沙陀人中自然也不例外地融入了粟特人的成份”。按这只是一种推测。欧阳修说：“当是时， 西突厥有铁勒、延陀、阿史那之类为最大;其别部有同罗、仆骨、拔野古等以十数，盖其小者也;又有处月、处密诸部，又其小者也。”[6] 所以，粟特人即使是在突厥化，恐怕也未必就会融合到沙陀人中间。至若以“沙陀三部落”的称呼作为粟特人是沙陀族源最重要的证据，则更加难以成立。

从人们将沙陀人与粟特人合称为“沙陀三部落”，可见其关系至为密切，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融为一体。如安叔千，“沙陀三部落种也”[7];安仁义，“沙陀人”[8];康义诚，“代北三部落人也”[9]; 米志诚，“沙陀部人”[10];等等。安叔千、安仁义、康义诚、米志诚，从其姓氏看，显然为昭武九姓胡人即粟特人，而史籍却将他们写作“沙陀三部落人”、“代北三部落人”、“沙陀部人”、“沙陀人”，可见代北地区的沙陀人与粟特人已融为一体。但是，据笔者所见到的材料，“沙陀三部落”称呼的出现，最早在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旧唐书》(以下简称《旧书》)卷一六一《刘沔传》云：

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

而“沙陀”以部族名出现，最晚在玄宗时就见诸记载，《全唐文》卷二八四张九龄《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云：

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为刘涣凶逆，处置狂疏，遂令此蕃，暂有迁转。今刘涣伏法，远近知之，计沙陀部落，当自归本处。

刘涣“凶逆”“伏法”一事，在开元二十二年(734)，下至文宗开成年间，至少已有102年，即在“沙陀三部落”称呼出现的一个多世纪以前， 沙陀部族已经形成。因此，可以说沙陀部族中融入了粟特人的成分，但却不能以此证明粟特人是沙陀的族源，至于汪古人自称为沙陀人的后裔，也只能说是一些达靼人或回鹘人加入了沙陀民族共同体 [11]，同样不能说明他们是沙陀人的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