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青少年时期受过哪些磨难 八旗制度是什么？

努尔哈赤的家庭，原是建州女真中的一个中产之家。但是，在努尔哈赤的青少年时期，曾先后受到三次大的磨难，这就是童年丧母亲、少年处异乡、青年死父祖。

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赫图阿拉是满语“hetuala”的对音，意为横冈。赫图阿拉是一座山城，苏克素浒河流经山下。苏克素浒到赫图阿拉附近形成一片宽敞的平原。苏克素浒河平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气候宜农。沿河的两岸大野，谷地丘陵，都被垦殖。春日融融的季节，耕牛布散，禾谷丰茂。

在赫图阿拉居住的塔克世，有五子一女。他的正妻是阿古都督的女儿，姓喜塔拉氏，名额穆齐，后来清朝尊谥喜塔拉氏为宣皇后。喜塔拉氏诞育三子一女：长子努尔哈赤，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和一个女儿。塔克世的继妻纳喇氏，名肯姐，是哈达贝勒万所养的族女，为人刻薄，只生育一个子女，即第五子巴雅喇。塔克世的另一个妻子李佳氏，为古鲁礼之女，也养育了一个儿子，即第二子穆尔哈齐。

塔克世的家庭，在当时建州女真族中是一个中产之家，家里蓄养着阿哈。“阿哈”是满语“aha”的对音，有时也叫包衣阿哈或包衣。阿哈、包衣阿哈或包衣就是奴隶。他们在家里担水、砍柴、舂米、烧饭;在田地里春耕植谷，秋成刈获;还进行采集放牧，打猎捕鱼。

像其他女真人家一样，塔克世家住的是用泥、木和草盖的房屋，房舍及院子外面围有木栅院墙。住室内南、西、北三面，砌有火炕，俗称“转围炕”。烟筒叫呼兰，用中空的圆木制作，设在房后面。室内的配置，后来杨宾在《柳边纪略》中记载：“开户多东南，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就南、北炕头作灶，上下男女各据炕一面。夜卧，南为尊，西次之，北为卑。”屋内西炕墙上，供祭祖的“板子”，并设祭盘，祭祀祖先。院落的东南角，立一根一丈多高的木杆，俗称“索罗杆子”，供祭天之用。这种习俗，先影响到盛京清宁宫，后影响于北京坤宁宫——宫内南、西、北有连通长炕，窗纸糊在窗外;宫前设立祭天神杆，即“索罗杆子”。塔克世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东北亚和我国东北通古斯语系民族中普遍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萨满又称萨摩、叉马，其满文体为saman，汉意为巫。萨满祭祷与设杆祭天结合，后来发展为堂子。“堂子”是满文“tangse”的汉语音译，为其祭天祀神之所，“堂子是萨满祭祀，主要是祭天”(莫东寅：《清初满族的萨满教》，《满族史论丛》)。

当时女真人家的习俗，男子剃发垂辫，身穿袍褂，袖口前长后短，俗称马蹄袖，身束腰带，足登靰鞡。妇女为天足，着长衫，袖口狭窄，后俗称旗袍。女真人男女都擅长骑射。男孩降生后，悬挂弓箭于门前，象征着他未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射手。六七岁的男孩，就用斐阑习射。“斐阑”是满语“filan”的对音，汉意是榆柳制作的小弓。《满洲源流考》记载：“小儿以榆柳为弓，曰斐阑。剡荆蒿为矢，翦雉翟鸡翎为羽，曰钮勘。”“钮勘”为满语“niokan”的对音，汉意是荆柳作杆带翎的小箭。他们稍为长大，就骑马弯弓，驰射山林。骑射之余，儿童们围坐摊掷罗罗。“罗罗”，又叫“罗丹”，分别为满文“lolo”和“lodan”的对音，是一种戏骨，常以智巧取胜。努尔哈赤少年时代就是在上述的环境中成长，锻炼得强健勇敢，机智沉着，弓马娴熟。

努尔哈赤的家庭，原是建州女真中的一个中产之家。但是，在努尔哈赤的青少年时期，曾先后受到三次大的磨难，这就是童年丧母亲、少年处异乡、青年死父祖。

努尔哈赤青少年时期受到第一次大的磨难，是他在十岁时生母故去，继母纳喇氏又待他寡恩。《满洲实录》记载：

汗十岁时丧母。继母妒之，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年已十九矣，家产所予独薄。(《满洲实录》第1卷)

努尔哈赤生母故去，继母又生同父异母弟，他在家中处于一种困难的境遇。在三月至五月、七月至十月的采集季节里，努尔哈赤同伙伴们一起，进入莽莽的林海，搭棚栖居，每棚能住三四人，白天采集，夜晚棚宿。他挖人参、采松子，摘榛子、拾蘑菇，赶赴抚顺马市贸易，用赚来的钱维持或贴补生活。这一时期因参加劳动、接触部民，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有着很大的影响。

当时，汉人与女真、蒙古的贸易，集中在镇北关(在开原城东北七十里)、清河关(在开原城西南六十里)、广顺关(在开原城东六十里靖安堡)、新安关(在开原城西六十里庆云堡)和抚顺关(东城东三十里)等地。这种集市叫“马市”，规定：“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开两次。各夷止将马匹并土产货物，赴彼处委官验放入市，许赍有货物者，与彼两平交易。”(《明万历会典》第129卷)当“市圈”开市时，汉人、女真人、蒙古人等熙熙攘攘，融汇一市。女真人带着人参、松子、榛子、蘑菇、木耳、蜂蜜、东珠、麻布、马匹、貂皮、猞猁狲皮等参加贸易。他们从汉人那里买去耕牛、铧子、木杴等生产工具，以及布匹、铁锅、水靴、针线等生活用品。

努尔哈赤经常往来于抚顺关马市进行贸易。他广交汉人，了解汉族封建经济情况，熟悉明朝政治动向;结识汉族知识分子，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他在集市贸易的交往中，熟知辽东地区的山川形胜与道里险夷。他在同蒙古人和汉人的广泛接触中，学会了蒙古语文，并粗懂汉语、识汉字。黄道周说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黄道周：《博物典汇·四夷附奴酋》第20卷)。如朝鲜人申忠一到费阿拉，见舒尔哈齐家的大门上有一副残破的对联，上联剩下的字是“迹处青山”，下联剩下的字是“身居绿林”(《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日文版，图版9)。这反映出他们喜爱汉文章回小说，受汉族封建文化影响较深。总之，抚顺关马市贸易像一所大学校，使努尔哈赤从中学习社会和经济、政治和文化、民俗和语言、军事和地理知识，从而增长了见识，丰富了智慧，开阔了胸怀，磨炼了意志。

八旗制度

女真民俗壮者皆兵，素无其他徭役，平时多以渔猎为生。每次作战或行猎，女真人依家族城寨出师，以十人以一人为牛录额真总领其余九人负责各方动向。努尔哈赤起兵正是利用女真人这种传统的狩猎组织形式，牛录额真也成为建州治下的官名之一，起初总分为环刀、铁锤、串赤(铁丳皮牌)、能射四军，成为后来创建旗制的基础。

随着努尔哈赤兵马越来越多，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在吞并乌拉以后对属下人马进行一次整编，以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置一牛录额真(后称佐领)管理，并以黄、白、红、蓝四色为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乌拉后，规模更为扩大，于是以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后称参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一固山额真(后称都统)，以梅勒额真(后称副都统)二人副之;固山额真之上则由努尔哈赤之子侄分别担任旗主贝勒，共议国政。旗的数目又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为八旗，分长甲、短甲、巴雅喇三兵种，分别是清朝时期前锋、骁骑和护军营的前身。此后随着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接下来的几代统治者对旗制又有所改进，但八个旗这一数目未再有任何变动。

除了军事外，八旗制度还兼有行政、生产、司法、宗族诸职能。努尔哈赤创制八旗使来自不同地区、凝聚力涣散的女真部民整合为一组织纪律性很强的社会整体，增强了军队战斗力的同时也成为了努尔哈赤成就霸业的一把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