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背上的破鞋是什么梗 中国大陆是怎么对电影进行分级的？

游戏《龙背上的骑兵3》被称为《龙背上的破鞋》，然而笨拙的操作，单调的任务，过时的画面，毫无个性的角色，以及大量的掉帧问题使得游戏的表现令人彻底失望。

中国大陆

2012年12月15日随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导演谢飞在微博上发表《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以及昨天他与何平、王小帅、张元三名导演与网民就相关话题进行交流，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一时间，“电影分级”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电影分级本质是为观众服务

2012年12月18日，谢飞、何平、张元、王小帅四位导演就“电影分级”与网民展开讨论，回答了“中国电影为什么需要分级”、“如何推动分级制度实行”、“在推动分级中将遇到哪些困难”等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何平在讨论中多次强调，电影分级本质是为观众服务。“过去大家对于电影分级一直存在一个误区，以为电影分级是为了创作者自身的创作自由，当然，这是必须要的，只有在自由的空气下才能够更好的创作成果。而实质上，电影分级其实是为观众服务的。

他表示，分级制度是告诉不同年龄的观众，可以看哪一类的电影，当然创作人也会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拍不同类型和尺度的电影。

对此，谢飞和王小帅深表认同，谢飞认为，“分级不是为了什么自由，是保护不同年纪的观众，建立健康的电影市场”。

张元也从保护儿童观众的角度重申电影分级的重要性，“电影不分级实际上是侵害儿童的，因为太多设计血腥、暴力、性爱的影像过早地让孩子们看到了。同时也对成年人不负责。因为不能真正制作符合大家口味的类型片。”

他指出，统统将儿童和成人放入同一电影院对两者都很不利，会伤害儿童、也会使成人降低智力，而限制儿童去看暴力、色情以及内容深奥的电影，会更加拓展成人对于电影的兴趣。“实施分级制，将让儿童的受到保护，让成人得到满足，让创作者的思想不受约束。”

反驳电影分级不顾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一说

有网友提出，当今中国实行电影分级制的时机还不成熟。艺术家不能以创作自由为理由，而不顾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还有人认为，分级就意味着变相开放三级片。

对此，谢飞认为“非常荒谬”，他表示，电影管理部门不能以困难为借口不去进行保护观众的分级。何平也表示，如果有了分级制度，当然是视频电视和电影院线都要执行的。

张元说，全球因为互联网，变得很小。我们如果还固步自封，拿国情说事儿，拿咱们老百姓的能力、智商说事儿，我们将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而有网友提出伊朗电影在审查制度下也能出现好作品，张元和王小帅认为完全属于混淆概念。王小帅表示，没错，重压下也有反弹，但更多是个案，不能代替法制的缺失或者证明思想审查就是对的。在一个寻求进步和建全法制的社会下，放开思想和言论、创作自由是为提高整体水平提供沃土。

对于中国电影改革需要牺牲些什么，王小帅的答案是不需要牺牲，有了明确的制度，创作人员可以自由选择走老少皆宜的大众路线还是独辟蹊径的小众路线，发挥创作的自由性和内容的多样性，而不同的观众又可以清楚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这是真正的市场繁荣。

电影分级促进产业化

张元导演之前的电影作品《北京杂种》《儿子》和《东宫西宫》因为题材敏感，分别涉及到“同性恋、和对于摇滚乐的态度、以及直接残酷表现当下生活”而无法通过审查。对此他表示相当可笑，“我们已经历经了几十年的痛苦。最重要的是：内地已在不分级的问题成为全球的孤岛。香港、台湾、新加坡，都是华语地区，都是分级已经完成的地区，我们可以参照。这个过程可以缩短到最小。”

他也明确表态分级制度对中国电影类型片的拓展有重要意义，“没有分级制度，就没有类型片的分类”。

何平也表示，“提倡电影的产业化，提倡为市场制作类型电影，分级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全世界的经验”。

谢飞公开信：电影分级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2012年12月15日晚，著名导演谢飞在《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中，回顾了过往一些因为审查问题遭禁的导演和作品，提到自己担任艺术顾问的一部影片被定为“问题影片”，送审四个月了还没得到审查意见，他认为“审查制度不是法治，是人治”。

他在公开信中强调，将现行的行政管理式的电影审查，改变为“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是改革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谢飞指出，电影审查制度“制约文化娱乐市场繁荣、扼杀艺术思想探索、浪费行政管理资源”。“2011年电影局审查通过的影片号称791部，实际能进入影院见观众的不到200部，畅销的更少。有多少立项与审查工作是无意义的行政资源浪费?而现实中，通过碟片、电视、国内外各类影展放映的未经审查的所谓地下电影数量很多，加上正在兴起的数量众多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士拍摄的网络电影、微电影，国家行政部门能够去全部审查吗?”

谢飞认为，“仿照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分级方式，由国内的中国城市影院发展协会与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等行业组织去协商、制定与实施分级标准与方法，是完全可行的。今年2月，国内北京博纳星光影院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些影院，对放映的影片标出适合观看年龄的分级，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业内人士力挺

公开信发布后，不少业内人士和网友转发和评论了这一内容，导演王小帅、何平、张元、伍仕贤、张扬、演员王千源、成泰燊、学者崔卫平(微博)、杨早等人都对谢飞的话表示了支持。

何平在17日凌晨发微博支援谢飞。他称“中国电影改革始于80年代初，分三个重要阶段：1，将国有制片厂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不再享受公务员待遇;2，打破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的垄断，由卖给国家限价拷贝到分账发行;3，民营资本可投资过去国家垄断的电影领域。院线建立、报审简化、民营公司注册等，都是对其制度化、资源优化的努力与贡献。”

张元在接受某网站采访时盛赞谢飞的公开信，他认为谢飞毫无疑问的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他说，谢飞老师说得很好，很公正，从各种角度，比如从宪法的角度，从保护公民权益的角度来说这件事，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看到这封公开信。

张元表示，中国应该和世界接轨了，要不也对中国的导演和观众不公平，“怎么能够让小孩和老人看同样一部电影呢?”

导演王小帅在接受采访时对谢飞的公开信表示敬佩。他说，谢飞这样的资历，这样的身份，能够站出来为大家说这件事，是非常好的。他们当年也说过这件事，可能是他们太年轻了，说话不会被人注意。他希望谢飞老师的公开信能够被重视，他表示：“年轻的一代愿意跟进。”

导演伍仕贤则称，渴望分级。再不让国产片放开的去拍，只会被(有分级制度的)好莱坞电影淹死。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指出，分级制实施的几个社会基础：身份证制度已经普及了，甚至已经第二代了。影院票房监督系统越来越完备。舆论和人心所向。不搞分级制，电影界如何谈为人民服务?各地文化执法、城管力量强大，在分级制实施的初期，可起协助作用。等理顺了，各个影院应能自己应付。

2012年12月21日，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知名电影人吴思远在出席UME重庆渝中旗舰店开业典礼时呼吁，希望中国尽早建立电影分级制度，进一步提高华语电影的观赏性，促进中国电影业蓬勃发展。

媒体：电影分级为何这么难

对此话题，国内多家媒体也发表评论。《检查日报》发表“电影分级真就那么难?”的文章指出，以分级代替审查，中国电影人喊了好多年了，然而，它却始终像个难产的孩子，千呼万唤也不出来。

文章认为，谢飞之所以说审查制度不是法治是人治，是有些时候审片的人并不按套路出牌，有的影片有不良导向，有暴力色情镜头，竟然也堂而皇之通过。

文章强调，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正越来越成为桎梏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许多年轻导演拍电影，最担心的不是有没有票房，而是能不能过审。国内好多很有才华的年轻导演，拍出的片子遭到封杀，不得已转战国际。

文章举例，这些年，大家看在眼里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一些并未通过审查的作品，如《小武》、《鬼子来了》、《盲井》、《无人区》等，均获得了圈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

文章说，我们的审查制度虽号称严格，但严的不是地方。人治因素明显，而具有法治色彩的电影分级制度却总是以时机不成熟或不能照搬别国经验为托词迟迟不能出炉，这就是中国电影精细化发展面临的尴尬境地。

《时代商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尽管社会各界积极呼吁，但我国的电影分级制度却始终“难产”，有人将其归咎于国人固有的道德观念、时机不成熟、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等因素，但这些都不能当做有关部门不作为的理由。

文章表示，电影分级制度可以使电影制作方在选材方面不受太多束缚，拍摄出更丰富、更多样化的影片，还能满足各层次观众的需求。可以说，实行这一制度势在必行，有关部门面对的，并非不能实行的问题，而是如何实行的问题。

文章认为，任何一种变革，都要以思想转变作为先导，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变革的成功。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影分级制度，最大的阻力是有关部门僵化的行政思维。破除这种思维的过程，就是打破套在我国电影人身上枷锁的过程。这不仅是遵行电影产业发展规律的必要之举，也是满足公众观影需求、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伤害的重要举措。

《燕赵晚报》发表“先立法再谈电影分级”的文章，提出分级制一旦实行，会不会最后成为电影广告的噱头，“哦，这是三级的”，啥也不用说，电影院一定人满为患。

文章认为，这边举着被废掉的胶片要创作自由，那边拿着剪刀清除“有伤风化”，大家都振振有词。电影分级制闹腾了这么多年，在电影拍摄整体水平不高，精明的骗子远远多过好编剧的当下，又拿出电影分级制来讨论，实在是一个意义不大的话题。给电影分级了，你就能拍出好片吗?

文章强调，谢飞导演的一句话比较有道理，“呼吁电影立法，立审查法”，没有法规，在一堆烂片里挑好片，只能是一刀一刀地剪。剪掉再播出的电影，也自然是老少咸宜了。至于你的票房是否多收了三五斗，国产电影是否有人看，前景如何，就没人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