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为过往四十年书业立存照

《私享录：四十年来书业》书影

书业与出版业，常被相提并论，时而混为一谈，其实是俩概念，前者的内涵远大于后者。笼统地说，书业包含了出版和书店两个面向，但核心从来是出版，没有纸质出版，书业便成了无米之炊。过去二十年，书业不但没有像当初被黑的那样“大崩溃”，反而迎来了大发展，畛域大大扩张：在书籍可以像古玩一样通过互联网海淘的今天，本土书业甚至包含了国外出版的要素，遑论海外连锁书店竞相落地中国一线城市。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样的认知，为我们谈论书业史提供了某种便利：只消分别聚焦出版和书店业，便可望从中折射出一部书业史——当然，我承认，这是一种比较偷懒的做法。某种意义上，《私享录：四十年来书业》这本小书，也是一份“偷懒”的作业。可偷懒归偷懒，客观上，时间轴移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无论是当代出版史，还是书店史，都到了该梳理的时候。

为什么是四十年？关于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经过“文革”的禁锢，当代书业被“打开”，从而步入商业化的轨道，一路发展至今，刚好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二是“改开”四十年，被过渡的两代人，理论上都是书业的主流受众。1979年春，《读书》杂志创刊号上的檄文《读书无禁区》（李洪林文），令国中知识人一篇读罢头飞雪：“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该去封锁了。”谁承想，如此浅白的话语，竟然成了振聋发聩的时代最强音。从新华书店门口等待买书的长蛇阵，到取消“内部售书”窗口、书店开架、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从独立书店式微，到网店和书咖兴起、小资打卡网红书店、书价与国际接轨……弹指四十载，书业的生态已豹变。

这本小书，与其说是对四十年书业史的致敬，毋宁说是一介出版“槛外人”，对这种生态进化史的深情回望。笔者尝试用一支袖珍多棱镜，来呈现书业的各个侧面：从小开本出版、新锐MOOK、艺术杂志，到那些遍布南北都市的人文书店。最是那些曾让我痴迷不已的独立书店，如今已悉数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中，令人唏嘘。惟期能从棱镜的不同侧面，折射出书业昨日的光影，缀成一辑个人化的书业私史：

——献给青春，献给挥霍青春的“美本”，还有那些浸泡过青春的书天堂。

而直到重新编订书稿时，我才发现：区区五篇文字，竟然有近十年的跨度。

晚近十年，本土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大跃进，极大地改写了传统媒体和书业的面貌。在摧枯拉朽般的收割之下，有些出版形态消失了，更多形态则被催生，如雨后春笋，一波接一波。坊间流行的各种内容文化产品，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代，受众是不同的年龄和阶层，如此高度混搭的业界生态，也使这本小书平添了些许“史”的味道。

不仅是出版物的更新和书店业的升级，一些曾在四十年出版史、文化史上弄出老大动静、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作局者”，在伤花怒放之后，已风流云散。2020年11月27日深夜，诗人老木（刘卫国）于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的家中猝然离世，魂归诗国，留下了一套《新诗潮诗集》和诗论《青年诗人谈诗》。这套当时作为地下出版物海量发行的诗集，不仅是朦胧诗浮出地表的标志，而且作为小开本书籍也开风气之先，其装设风格颇可圈点。2020年11月2日，笔者在《上海书评》发表长文《开本即王道——小开文化在中国》，从出版史的角度向这套诗集致敬。从时间上看，应该也是诗人生前，大众媒体对其事功的最后重温。“四个季节都在向我告别”——2020年隆冬上路的诗人，你真的是在向人类预言这个百年一劫的瘟疫之年么？

在划时代的分水岭上抚今追昔，梳理历史，似乎顺理成章。不知道有没有一部中国书业史，我甚至也没见过中国出版史。间或过眼的一些关于本土书业的出版物，也多是从古籍版本、藏书文化、印刷史等维度阐发论说，且多有浓重的“年鉴风”“报告腔”，适合收纳于办公室的铁皮柜中，而不是文人书斋。我个人特期待能读到一本去学术化的书业史，在活字文化的历史脉络中，凸显出版的面向。而在出版的维度上，既有对书目、内容和印数、码洋的呈现，又有对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和出版家在策划成书阶段“时代空气”的体感与描绘，包括对开本元素和装帧文化的评介。不是做成文字版的PPT，而是负责讲故事，偶尔抖个八卦什么的，随笔调一路娓娓道来，左右逢源，无缝链接，那才不失为立体、生动的书业史。

读老一代出版家的回忆文字（如范用、沈昌文和台湾的郝明义等），我每每会脑补华文出版史，这也是我嗜读日本书业史、出版史的理由。应该承认，比起汉语世界的出版家来，东瀛出版家更长于出版史叙事。莫说正儿八经的出版家，就连一些古书店主和书店员撰写的回忆录，也都像模像样，有种有料，颇有可观。我常常思考中日两国出版人的“文化差异”，却始终不得要领。我想，除了近代书业传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外，日本人出版人身上普遍的书志学趣味，恐怕是一个比较醒目的指征。

所谓“书志学”（Bibliography），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可以大致理解为与书籍的物理形态有关的全部知识，在日本是一门独立且堂奥很深的学问。书志学的训练之有无、浸润之深浅，结果大不同，说白了：直接关系到编辑、店员是不是“有文化”，其打造、经营的出版物是否“有品”的问题。

竹久梦二的弟子、装设大家恩地孝四郎尝言：“书籍是文明之旗，而旗必须是美的。”（《装丁杂记》，坂口显著，展望社2013年11月版）小到一本书，大到一家出版社、一座书店，美学的要素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的核心存在，建筑大师丹下健三主张：“唯美物才是功能性的。”

这本小书名为“书业私史”，实际上只是一个爱书人对四十年来本土书业的零碎记忆，是一串以大致的时间线索穿起的“记事珠”。除了写作的本体冲动，照实说，最大的私心，是觊觎杨师傅工作坊出品的“美本”。查了一下，我最初为全强写稿，是在1999年。那时，他还是南京著名视觉艺术志《光与影》的编辑，其后厕身出版。做视觉媒体养成的内容敏感和良好的审美直觉，使他成了一名有独特调性的出版人，“杨师傅”的昵称也在江湖上不胫而走。我既忝列作者，也是他的粉丝，对他在不同时期（从江苏人民、南大社到河大社、新行思）打造的出版物，一路购读，乐此不疲。感谢全强兄接纳这个不知深浅的选题。他对小开本人文书的创意和职人范儿的装帧品位，对我来说，是直接的治愈。

同时，必须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何客主编和责任编辑金雯女士。安教社一向对出版业葆有高度的热忱，不仅出版了相当数量这方面的专著和MOOK，十年前，还推出过三辑共十二种“独立阅读”文丛。此番再次接受这本码洋无足轻重的小书，令笔者感到温暖。在编辑过程中，与何客兄会同杨师傅就内容和专业问题的反复探讨与切磋，让我仿佛回到了“独立阅读”时代。

（本文选自《私享录：四十年来书业》，刘柠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